1955年按规定他们几个并不符合授衔要求因情况特殊授予军衔

  世人皆知1955年授衔时，我军共评出10个元帅、10个大将、55名上将、175名中将、802名少将。可鲜为人知的是，在这些将军中，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。他们本已不在军队序列，依规定并不符合授衔条件。然而，正是因他们所处的特殊位置、所担任的特殊职务，以及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中央最终破格授予他们军衔。他们当中，有的是老党员，有的是少数民族干部，有的是地下工作者，更有的是民主人士。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：都在祖国的边疆工作。他们到底是谁？为何会获得如此特殊的待遇？又为何会打破常规被授予军衔呢？

  1955年9月，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授衔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。就在这场授衔大典前的两个月，会议室内却发生了一场特殊的讨论。讨论的焦点，正是关于七位边疆地区主要领导人的军衔授予问题。

  按照当时的授衔条例，军队现役干部才有资格参评军衔。可是乌兰夫、谢富治、等七位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他们都已经转任地方领导职务。但这七位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他们都是边疆地区的＂一把手＂，既要管党政民事，又要统领军队。

  以乌兰夫为例，他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，比许多开国将帅入党都早。虽然他没有参加过著名的井冈山斗争、长征，却在内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开展了30多年的地下斗争和革命工作。1947年，他领导创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；1948年，又组建了内蒙古人民。

  再说谢富治，他可是红四方面军的老将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与陈锡联搭档，在太岳军区开展游击战争。解放战争期间，又与陈赓将军组成了著名的＂陈谢兵团＂，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
  这七位中，最特别的要数赛福鼎。他虽然在1949年前并未在革命队伍中，但为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。1955年，他已经担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二书记，成为了少数民族高级干部中的杰出代表。

  关于这七位的授衔问题，经过反复研究，最终拍板决定：虽不在现役序列，但考虑到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和战略重要性，破例授予他们相应军衔。这个决定背后，折射出的是国家对边疆治理的深谋远虑。

  这七位将领分布在祖国的各个边疆要地：乌兰夫在内蒙古，与蒙古接壤；王恩茂、赛福鼎在新疆，面对着苏联；叶飞坐镇福建，与台湾隔海相望；谢富治、阎红彦在云南，守卫着中缅边境；则在广西，与越南山水相连。

  1955年授衔前夕，一份特殊的报告摆在了的案头。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边疆地区的复杂形势：北部的蒙古、新疆与苏联接壤，东南沿海的悬而未决，西南边境的地形地貌复杂，交通不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边疆地区的主要领导一定要具有双重身份，既要管理地方事务，又要统领军队，以便在特殊时期能快速反应，及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。

  这七位特殊授衔的将领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他们不仅要统领军队，维护边疆安全，还要管理地方事务，推动经济发展，安抚民心。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是双倍的责任与担当。

  以王恩茂在新疆的工作为例，1949年他随王震挺进新疆后，很快就接手了新疆全面工作。当时的新疆局势复杂，一方面要稳定社会秩序，另一方面还要处理与苏联的边境事务。1950年，新疆军区成立之初，就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：苏联方面在边境地区修建水利设施，影响了中方的灌溉用水。王恩茂既要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交涉，又要调动军区工程部队，在短时间内修建新的水利设施，确保新疆农业生产不受影响。

  叶飞在福建的工作同样充满挑战。1950年代初期，台湾当局频繁对福建沿海地区进行骚扰。叶飞一面要组织军队加强海防建设，一面还要推进沿海地区的经济恢复。在他的主持下，福建军区开展了一系列＂军民共建＂活动，军队官兵不仅承担防务，还参与修建港口、公路等基础设施，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  在云南，谢富治和阎红彦面对的是更复杂的形势。云南与缅甸、老挝、越南接壤，边境线年代初，残余势力经常从境外渗透骚扰。谢富治根据地形特点，创新性地提出＂以军带民、以民助军＂的边防建设思路，组建了一支由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的边防民兵队伍。这支队伍不仅协助军队守卫边境，还成为了边境地区发展生产的重要力量。

  在内蒙古，乌兰夫推行的＂军地结合＂政策更是富有特色。他组织军区部队参与草原建设，在戈壁滩上开辟了多个军垦农场。这些农场不仅解决了军队的后勤补给问题，还带动了当地牧民发展多种经营，改变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。

  在广西的工作也别具一格。1950年代初，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未成立，但边境地区的民族工作已经十分紧迫。提出了＂军民共建边疆＂的口号，在军区和地方之间建立起定期联席会议制度，统筹协调军事防务和民族工作。他还很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，为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  在新疆，赛福鼎的工作更具有开创性。他充分的利用自己熟悉民族事务的优势，在军区和地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。在他的推动下，新疆军区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，各族官兵和睦相处，军民关系日益密切。

  这种军地合一的管理体制，在特殊历史时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七位将领通过个人的实践，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边疆地区的发展道路。他们既是军事指挥员，又是地方主官，在两个领域都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  1955年的军衔制度建立，不单单是一次简单的军队体制改革，更是一次深远的战略布局。对这七位边疆将领的特殊授衔，体现了中央对边疆治理的深谋远虑。这一决策的形成，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个关键历史节点。

  1950年2月，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，使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。苏联虽是盟友，但边境地区仍需要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。在新疆，王恩茂就遇到过一个典型案例。1953年春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在边境地区进行所谓的＂考古调查＂，实则暗中测绘地形。王恩茂既要阻止这种行为，又要避免引起外交摩擦。最终，他巧妙地以举办联合考古活动为名，派驻军区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，既维护了国家主权，又保持了两国友好关系。

  1951年，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动作开始频繁。在西藏，张国华将军正带领十八军进驻，但西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军政统筹考虑。这促使中央开始重新审视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七位将领的双重身份优势更加凸显。

  以在广西的工作为例，1952年，他在中越边境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。一批越南难民涌入广西，其中混杂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员。一方面调动军队加强边防管控，另一方面又组织地方政府妥善安置真正的难民，并帮他们解决生产生活问题。这种军政结合的解决方法，获得了显著成效。

  1953年底，一份来自云南的报告引起了中央的格外的重视。报告反映，在中缅边境地区，残余势力正企图勾结境外敌对势力，策划破坏活动。谢富治和阎红彦立即展开行动，他们既调动军队力量打击敌特分子，又发动群众揭发检举，并在边境地区开展生产建设，切断了敌人的社会基础。

  在福建，叶飞的工作更具有战略意义。1954年9月，台湾当局炮击金门，福建前线形势陡然紧张。叶飞在军事上采取有力防御措施的同时，还推动沿海地区加快经济建设，组织军民开展海上维权斗争。这种军政双管齐下的做法，不仅巩固了防线，还推动了地方发展。

  1954年底，召开专门会议，系统总结了边疆地区的治理经验。会议指出，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实行军政统一领导。而这七位将领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工作方法，恰恰印证了这一判断。他们既懂军事，又通政务，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统筹兼顾，灵活应对。

  1955年初，在研究军衔制度具体实施方案时，这七位将领的特殊授衔问题被正式提上议程。考虑到边疆地区面临的复杂形势，以及他们在实践中展现出的领导才能，中央最终作出了破格授衔的决定。这个决定的背后，是对边疆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，是对特殊历史条件下治国方略的战略考量。

  在这七位特殊授衔的将领中，任何一个人都有着独特的革命经历和从军历程。他们的成长轨迹，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的多样性特点。

  乌兰夫的经历最为传奇。1923年，年仅17岁的他就开始在内蒙古从事地下工作。当时的内蒙古，军阀割据，民族矛盾尖锐。乌兰夫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在蒙古族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。1930年，他组建了内蒙古第一支革命武装。这支队伍虽然只有30多人，却是蒙古族革命力量的重要起点。1945年，乌兰夫领导创建了内蒙古自治运动，为后来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。

  谢富治的军事生涯则充满戏剧性。1934年，他在长征途中负责四方面军的后勤工作。在穿越草地时，部队粮草严重不足。谢富治带领后勤人员寻找野菜、挖掘草根，硬是帮助部队渡过了难关。1947年，他与陈赓将军在大别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。有一次，敌人重兵包围，情况危急。谢富治临机决断，命令部队化整为零，利用当地群众掩护，最终成功突围。

  赛福鼎的经历最为独特。他原本是新疆地方实力派人物，但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，立场坚定地选择了。在接管新疆的过程中，他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1950年春，新疆军区组建时，一些地方武装力量不愿意改编。赛福鼎亲自出面做工作，成功说服这些部队接受改编，为新疆的稳定作出了贡献。

  叶飞的战争经历异常丰富。1927年参加革命时，他还只是一名普通士兵。经过南昌起义、井冈山斗争，慢慢成长为红军骨干。1934年，他在长征途中负责侦察工作，多次为部队找到安全的通道。1949年，他奉命进军福建，面对复杂的地形和顽强的敌人，采取＂化整为零、分进合击＂的战术，最终攻克了多个敌军据点。

  王恩茂的革命历程则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坚韧品格。1931年，他在江西苏区参加革命，从一名文书做起。长征途中，他担任通讯员，往返于各个部队之间传递命令。过雪山时，他的脚趾被冻伤，但仍坚持达成目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主动请缨到新疆工作，为边疆建设贡献力量。

  阎红彦的经历则显示了革命队伍的开放性。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1938年在延安加入革命队伍。最初在边区政府工作，后来转入军队。他既熟悉政务，又了解军事，这种复合型的能力正是边疆地区所需要的。

  的成长过程最能体现革命干部的培养模式。他是壮族出身，1929年参加革命时还是个青年农民。在部队的培养下，慢慢成长为连、营、团各级指挥员。他很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干部，为广西的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  这七位将领虽然经历各异，背景不同，但都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。他们的特殊授衔，既是对个人经历的认可，也是对边疆治理需要的回应。他们的成长历程，展现了新中国干部队伍的丰富性，也反映了党的干部政策的包容性。

  这一特殊授衔决定的影响，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本身。从1955年开始，在边疆地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，为后来的边疆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
  在新疆，这种影响最显著。王恩茂和赛福鼎的特殊授衔，使军区和自治区的工作得到了很好的统筹。1956年春，新疆发生严重旱灾，农业生产面临困境。王恩茂立即调动军区工程部队，在塔里木河流域开展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。军队不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，还把工程技术传授给当地群众。这次抗旱行动，既解决了眼前困难，又培养了一批水利技术人才。

  在云南，谢富治和阎红彦创立的边防民兵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。1957年，他们在中缅边境地区设立了一批＂军民联防站＂。这些联防站不仅承担边防警戒任务，还成为了周边村寨的文化中心和技术培养和训练基地。军队医务人员定期到站里为群众义诊，军队技术人员教授农业知识，逐步形成了军民一体化的边疆建设新格局。

  在广西，推行的民族干部培养制度取得了很明显的成效。1958年，广西军区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，系统培养各族基层干部。这些干部既掌握了现代管理知识，又了解军事技能，成为了边境地区建设的重要力量。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为地方领导干部，为广西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  在内蒙古，乌兰夫开创的军垦模式产生了持久影响。1959年，内蒙古军区在呼伦贝尔草原建立了一批新型军垦农场。这些农场采用现代化经营方式，不仅解决了军队给养问题，还带动了周边牧区发展现代畜牧业。军垦农场的技术人员经常深入牧区，帮助牧民改良牲畜品种，提高养殖水平。

  在福建，叶飞建立的海防体系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1960年，福建军区在沿海地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。这个体系不仅包括军事设施，还包括渔港、避风港等民用设施。军队和渔民密切配合，既保障了海防安全，又促进了海洋经济发展。许多渔民加入了海上民兵队伍，成为了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。

  这种特殊的体制优势，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1962年，在中印边境冲突期间，云南军区迅速动员边境地区的军民力量，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。军民协作的模式，确保了边防工事快速完成，后勤供应及时到位。

  这七位将领的特殊授衔实践，为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。他们探索出的军政结合模式，推动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边疆治理经验。军队不仅是保卫边疆的力量，还成为了推动边疆发展的重要力量。边防部队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，军民团结互助，共同开创了边疆建设的新局面。这些经验和做法，为后来的边疆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。